应该说，个贷和消费贷当前的市场需求还是很大的，党中央、国务院当前都在强调要扩大总需求，从扩大消费需求的角度看，消费信贷应该是受鼓励的。

在人工智能算法、人才及专利等领域，我们处于国际的领先梯队。构建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数字金融新格局，不断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但在数据应用领域仍面临挑战。对长尾投资者进行快速财富画像，确定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借助数据与算法来实现个性化的最优资产配置。除了商业银行，证券、保险、信托以及基金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也都通过自主研发、投资技术类公司或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等形式，来提升自身科技能力，来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大概在2018年-2020年才跨越一个关键的界限——超过人类识别的平均准确水平。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金融科技回顾我国金融体系的技术升级，实际上是从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过程。

目前在信贷领域，大数据风控快速发展，市场化的个人征信机构开始出现，在此过程中存在一些挑战。这三类是处于第一梯队。其一，有效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能力。

其三，通过创新商业模式继而创造更多商业机会。以支付为例，《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研究报告2021》显示，农户最主要的小额支付手段仍是现金，70.52%的样本农户首选现金支付，其次为微信支付，占23.73%。数字金融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如用户在互联网上的大量行为数据），可以面向中小微客户和长尾消费者构建数字信用评价体系，弥补传统金融服务的缺陷，保证经济不发达地区也可以享受便利的金融服务，为欠发达地区创新、创业活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更大范围地发挥普惠金融功能。一方面，消费信贷具备信贷额度小、门槛低、审批放款快以及较少涉及抵质押担保的特点，叠加消费信贷完全基于个人信用而没有抵押担保，贷款人违约成本较低。

加强从业人员和金融消费者的风险基础知识普及教育，提高将要上岗的从业人员的专业知识、技能，规范从业人员的行为，有效促进行业整体的运营效率。《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城镇地区互联网用户普及率为82.9%，远远高于农村地区的58.8%。

数字金融的发展将有助于降低居民个人的流动性约束，提升居民当期消费水平[3]。畅通投诉建议渠道、完善风险补偿机制，确保算法符合公平原则，维护消费者合理权益。针对行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加强不同机构、企业与政府的信息沟通。针对金融机构，数字金融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化分析等技术，优化贷款业务的最佳信贷行为，改善金融业务流程，提高资金获取能力与分配效率，进而优化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结构。

（一）加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数字金融协调发展数字金融基础设施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6]陆凤芝、王群勇：《数字普惠金融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提升》，《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一些不法分子通过电话、短信、微信朋友圈等渠道发布贷款、理财、投资等虚假信息，甚至利用非法获取的消费者金融信息编造账户冻结、涉及刑事案件等虚假情形，骗取消费者资金。（三）畅通要素流动，促进创新创业数字金融能够助力科技创新，推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良性循环，为创新创业提供动力。

第二，算法歧视、大数据杀熟现象频发。要充分发挥数字金融创新监管工具作用，有效规范数字金融创新活动。

最后，加强行业共享，行业内部的各种服务商可以建立一种信息共享机制，避免陷入信息孤岛。近几年，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运用，各大金融机构和其他行业的头部企业纷纷加入消费信贷领域

我国经济实际增速从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平均超10%的高位回落，2012年经济增速破八至7.9%，2016年破七，这能够通过三期叠加得到合理解释。第三个流行观点是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第一，在逆周期宏观调控方面，虽不必单兵突进，但货币政策应对通缩风险堪当重任：一是最近货币增速回落需及时调节。辜氏学说的理论性创新在于强调了基于资产负债表的分析方法，并在其基础上区分了两类经济状态，分别是利润最大化和负债最小化。辜朝明对于中国的分析有三点偏差：一是我国远未完成追赶和人均收入收敛，不存在进入低增长稳态的客观必然性。2015年以后中国学界间歇性地讨论经济是否落入流动性陷阱，虽然有一些现象和这个概念内涵类似，但我国目前利率仍处显著正值，显然不属于典型的零利率下的流动性陷阱。

 衡量通胀最重要的两个指标分别是CPI和PPI。其政策含义与美国新货币学派强调的货币刺激和量宽政策干预的主张隐然对峙，与凯恩斯流动性陷阱分析的政策取向相互兼容一致——货币政策主要通过降低货币成本来改变宏观变量，在负债最小化的背景下，货币成本再低，货币需求受到企业负债最小化的约束也很难增加。

另外，经典的通缩周期中，货币供应量可能发生大幅负增长，而目前我国货币供应量还保持了两位数上下的增长，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经济也没到通缩的地步。在经济学教科书里面，流动性陷阱意味着LM曲线是水平的，货币政策失效。

但是，从经济学理论来说，物价的负增长会侵蚀利润并且加剧实际负债，产生一些特殊的负面作用。高层在2018年底研判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在2019年底指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这一政策在新世纪初提出并逐步成型，对美国的货币政策有很大影响。需要强调的是，总需求偏弱并非是最近开始的，也不限于疫情期间，而是在疫情前两年就已发生。一些领域中对激活增长潜能具有关键作用的改革有待深入推进，如户口制度、农地体制、民企法律地位等领域有待进一步深化改革。目前总需求偏弱派生低通胀，考虑到通缩-衰退螺旋效应，需重视防范低通胀转为通缩。

加大逆周期宏观调控力度，改革释放增长潜力，是标本兼治宏观低景气度的不可或缺选择。在过去的五六年间，总需求不足的压力挥之不去。

通缩虽然从宏观上来说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在微观上起到了一个淘汰作用，中国很多优秀的民营企业正是经历了通缩的洗礼，为新世纪初的开放经济超预期追赶奠定了基础。2020年疫情冲击下经济触底，2021年经济反弹，然而年底显现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一是不同时段特殊短期因素的影响。今年两会延续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判断，一季度三重压力缓解，然而二季度宏观表现显示下行压力或卷土重来。

二是其主张对低通胀采用先发制人（to pre-empt）的超常货币手段来预防通缩，可能通过预期自我实现助推其试图避免的危机发生。日本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Richard Koo）在6月底的一次演讲中对中国经济进行了分析，那次演讲的题目是China Facing ‘Japanization Risks?，即中国经济是否进入资产负债表衰退，引发了广泛关注。财政政策方面，需加大力度落实加力提效方针：一是采用适当措施，缓解地方受土地财政收入限制的支出收缩矛盾。最突出的是2020年的大流行冲击，对我国和其他各国经济都造成增长深度下跌。

二是当时的宏观政策力度很大，不仅下降存款利率，还系统出台货币、财政、投资、民生积极调控措施。第二，要下决心通过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改革突破，改进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新时期的改革措施较多在改善收入分配、改进工作流程等方面，这些改革是必要的，并取得了成效。第三，多年总需求宏观调控刺激干预未能扭转经济走势的特殊表现。

从改革依存的潜在增速角度看，过去经济增长几次上台阶离不开解放思想与改革突破，目前深化改革仍是充分释放增长潜力的必然选择。针对宏观低景气度现象折射的体制机制矛盾，需在若干重要领域加快改革：一是要切实完善产权保护制度，落实好公有与非公有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原则，为经济稳健发展提供更为有力和有效的预期和信心支持。